双重身份两头堵，体制困局难寻路，王奕博转会青岛男篮陷僵局

齐鲁晚报·齐鲁壹点 冯子涵王奕博转会困局一时难以找到解决办法。（资料图）新华社发近日，青岛男篮三年顶薪合同签下原浙江队后卫王奕博，后者也已经现身夏季联赛青岛队替补席。然

齐鲁晚报·齐鲁壹点 冯子涵

王奕博转会困局一时难以找到解决办法。（资料图）新华社发

近日，青岛男篮三年顶薪合同签下原浙江队后卫王奕博，后者也已经现身夏季联赛青岛队替补席。然而，受困于俱乐部和地方体育局系统的“双重注册身份”，王奕博的转会事项在走流程时受阻。如果处理不当，他甚至可能缺席下个赛季CBA的比赛。

在市场与行政指令交织的壁垒下，现行CBA的转会规则遇困。王奕博的遭遇，折射出中国篮球职业化步入深水区的深层问题，也牵动着俱乐部、地方体育系统乃至整个联赛敏感的神经。

青岛愿意出钱

为啥还是走不了

王奕博与浙江队的合同在7月底已经到期，根据CBA规定，球员的合同到期后，母队拥有优先续约权，同时也需要聆听其他俱乐部的报价进行匹配。

王奕博此前与浙江方面执行的是一份B类合同，按照规则可以续签C类合同或者D类合同。不过，浙江男篮已经将3个顶薪名额（D类合同）给了吴前、程帅澎和刘泽一，所以只能给王奕博提供一份C类合同报价。

青岛男篮此次给王奕博开出3年1800万的顶薪合同，浙江方面无法进行匹配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新俱乐部仅需向原俱乐部支付一笔培养费，球员即可自由转会。青岛男篮早已备好这笔钱，但浙江队拒绝提供收款账户，理由是“球员所有权不属于俱乐部”。

其中问题出在了王奕博的“双重身份”上，他既是浙江男篮的注册球员，又是浙江体育职业技术学院（简称体职院）的在编职工。

按照惯例，如果一名CBA球员同时还是地方体育局的在编人员，在转会时，必须得到俱乐部和地方体育局系统双方共同开具的注销证明。但截至目前，浙江男篮俱乐部和体职院均未在证明上盖章。

体职院大球系负责人透露，浙江男篮俱乐部若未盖章，体职院方面也无法提前盖章。“（想转会）第一步肯定是俱乐部，如果俱乐部同意，我们体育局再研究。”

理由也不难猜测：今年恰逢全运年，浙江方面担心放走王奕博后，他能否全力为浙江打全运会？更特殊的地方在于，体职院同时还是浙江男篮俱乐部的股东，考虑俱乐部的利益，自然也不愿率先为球员开具注销证明。

拿不到注销证明，就无法在新东家顺利注册，王奕博的“双重身份”，一下成了“两头堵”。

想要自由身

或需要放弃编制

眼看僵持不下，王奕博直接向体职院提交了辞职报告，但校方告知王奕博，他的辞职申请需要走审批流程，能否赶在8月31日CBA新赛季注册截止日前获得批准，尚未可知。

如果王奕博不能在月底之前拿到注销证明，那他有可能错过注册、缺席新赛季。

其实在CBA，有很多球员像王奕博一样都是双重注册身份，在遇到类似的问题时，球员可以通过选择放弃编制来解决。

前天津男篮的金鑫和孟子凯，在2023年加盟北控的过程中，就是向天津市体育局辞去了编制身份，从而获得了“转会自由”。区别在于天津市体育局在走流程上没有拖延时间，而浙江正卡在“全运年+股东利益”的节骨眼上，辞职批准流程像一道铁闸，把王奕博死死卡在球场之外。

这样的僵局继续下去，不仅会影响王奕博新赛季是否有球可打，浙江、青岛两家俱乐部，乃至浙江体育局、CBA联赛都有损失。

对浙江男篮来说，是否最终留下王奕博，都已经失去了后者的信任，一旦事件持续发酵，会导致俱乐部信誉受损。青岛男篮的最坏结果是无法得到王奕博，新赛季的人员安排将会被打乱。于CBA联赛而言，规则权威被挑战，最终影响的是职业化改革的公信力。

目前，王奕博团队已经向CBA公司和中国篮协注册部反馈了这一情况，希望能够按照CBA现行规定，直接允许王奕博在青岛男篮注册。此外，他们也已决定向中国篮协纠纷解决委员会申请调解。

但协调和交涉都需要时间和流程，此事在注册截止日前是否得到妥善处理不得而知。

进入深水区

联赛职业化还很长

已经跟随青岛男篮训练的王奕博，暂时还无法代表新东家出战夏季联赛，对此他显得很无奈：“虽然我已经到队了，但队伍也不可能养一个闲人，既损失俱乐部的利益，也损失我的利益。”

王奕博的困境有历史原因，本质上还是传统的培养、注册机制，已经不适合如今中国篮球的职业化、市场化进程。

1995年CBA成立之时，得到了各省体育局的大力支持，CBA也承诺，球员在注册、转会和征战全运会时，必须优先确保各省体育局的利益。

当联赛职业化推进，球员流动开始频繁，这一“历史承诺”便成了僵化枷锁，出现了不少因地方体育局不放人，而中断球员转会的情况。

随着时间推移，大部分地方体育局逐步退出了CBA俱乐部的股东序列，目前，CBA还剩下两家俱乐部是地方体育局下属单位参股：一家是江苏肯帝亚男篮，另一家就是浙江稠州男篮。

当体育局身兼“青训培养方”“人事管理者”“俱乐部股东”三重角色，球员的命运便不可避免地陷入了复杂的利益漩涡，被异化为体制资产。王奕博的个人职业选择和CBA设计的市场化转会规则，在地方体育局与俱乐部形成的“利益共谋”面前，显得苍白无力。

目前，国家体育总局已在起草《关于改革完善竞技体育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的意见》，但根本在于彻底重构人才培养模式。只有当“体教融合”全面深化，青训体系真正与职业化接轨，切断球员对单一地方体育系统的终身依附，使其身份回归纯粹的职业化，“双重注册”这一历史遗留的体制之痛才能最终消弭。毕竟职业篮球的活力，终需在开放流动的市场土壤中蓬勃生长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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